西文中第三人称单数“是”(is)的存在论意义

    西方学者一般都认为，由希腊文eimi演化出来的being，往往有系词，存在，断真三种用法。但是，大陆学者多数却偏爱系词这一用法，他们认为，“系词用法又是最普遍，最主要的用法。是的多种不同的含义和用法，系统地与一种根本用法相联系。这种根本用法就是系词用法。”（萧文p27）其实，根据我们的上述分析研究，这样的认识更多的是语言学的理解，是对西文being的一部分意义的理解，远远未能理解到being的真义。确实，西文中的“being”作为系词在西方语言中使用是极为普遍的，往往用来断真，表示判断。形成了主谓句。也就是说，主谓判断是西方逻辑思维的最主要形式。简而言之，当西方人说“being”的时侯，一方面，是在断真，构成了主谓语句；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存在语句。这两方面是不能分开理解的。“Being”的断真和存在作用是联系在一起的。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人的断真是对"是什么"的追问。这样的追问又是同"不是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当他们说是什么时的同时，也就说出了不是什么。例如，当他们说，这是一棵树的同时，就意指了这不是人，不是马等等。这就意味着无论是"是"还是"不是"，都是存在的，都是要以“being”的存在为前提和依据。因此，存在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其实，对于西方人而言，真正感到困惑而难以索解的并不是真假的问题而是存在和非存在（being）的问题。所以，海德格尔曾经称“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海德格尔著《形而上学导论》商务书馆1996年P3）因为，所有否定判断都只能是对主辞而不是对于“being”的否定。只有非存在（non-being）才能构成对存在的否定。但是，非存在（non-being）又是不可能。因此，存在与非存在的问题才是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基础。抽掉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抽掉了整个西方哲学的生命。  

二  

    根据我们对西文“being”的词源和意义的分析，我们不能同意上述文章将西文“being”只译为中文“是”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些文章只所以强调用中文“是”来译西文的“Being”字，首先在于作者们忽视了存在和非存在这一存在论的重大问题，从而忽视存在论和存在论，只看到了判断和系词的问题。按照他们的分析，西方哲学大致是沿着两个方向发展的：一个是从亚里士多德将“ousa”改变为“ousia”后，逐渐形成了存在论；另一个方向是沿着不定式einai(to be) 意义发展的，这里关涉到的主要是知识论或认识论问题。这样以来，按照这些文章的理解，从亚里士多德以后，西方哲学便形成了存在论，认识论或知识论两个独立的部分。而且，隐含了认识论或知识论的优先性。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只是想说明这种理解是不够的，不充分的，不全面的。因为，从根本上讲，这些文章仍然使“being”的本源的意义处于晦黯之中，致使我们还是不能理解或领悟“being”在西方哲学中的意义。更为严重的是，即便是接受这些文章的建议，将西文中的“being”译成中文的“是”字，我们便只能将其理解为系词，这就更加远离了“being”的存在论和存在论意义。  

而且，上述理解也同中文“是”的基本语意不符。在中文中，“是”的解释是：直也，从日正。（《说文解字》）这是中文“是”字的实义。它的基本语义为“正确；表达判断；此，这；凡，所有。”（《辞源》商务，1991，p0769）概括之，中文“是”表判断，具有系词，指代和助词之意。其实，根据王力先生等人的考证，在先秦之前，“是”字只不过是作为助词和指代词使用的，而不是作为系词使用的。换言之，古代国人的判断并不是从系词“是”开始的。“是”作为系词用法最早可见于先秦王充的《论衡》之中。王力先生又认为，只有到了南北朝，“是”字的系词用法才盛行起来。“这个时期，系词有两大标志：第一，它摆脱了语气词也字，“是”成为必要；第二，系词“是”加否定词不字，在口语里代替了上古的非字。”（王力著，《古代汉语》中册，p353）也就是说，中文的“是”字作为系词的普遍使用大约在公元五世纪到六世纪左右且是由于口语化所致。在这种用法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些活用法，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承认或否认一件事实，有时追究原因。这时，"是"字才普遍带有判断词的含义。  

    因此，中国语言学者一般都认为，在文言中，“是”词一般不作为判断词。古汉语的判断语一般采用加助词的形式。因此，起码在中古时期以前，国人是不大采用主谓结构的形式思考或说话的。进一步说，对“是什么”的追问不是当时国人特别重视的问题。这既是中西方在语言上的差异，更有可能是中西方在思维上的一个内在的根本差异。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的发表，马公用西方语法全面地规范了中文的用法，完全改变了中文“是”字的意义和作用。马建忠说到：“界说十三，凡以言起词所有之动词静者，曰语词P，表语；界说十二，凡以言所为语之事物者，曰起词S，主语。”（《马氏文通校注》P93）这样，从表面上看，似乎中文的“是”字已经同西文的“being”毫无区别了。因为，从此以后，中文也大都采用了主谓结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西文“Being”中，其基本含义之一有“是什么”的意思，“是”和“什么”是联在一起的。但是，在汉语中，“什么”并不是中文“是”本身所蕴涵的，而是另有出处。王力先生认为，“什么”不是从“何”字演变而来的，也不是从“底”字演变而来什么。“什么”在唐代就产生了。集韵说：“不知而问曰什么”。（王力著，《汉语史稿》（中册）P291） 就是说，在汉语中，“是”字是从助词发展指代，由于指代常常处于主谓之间，因而演变成了系词。这是中西方在“是”字上的第一点不同；另一点不同在于，西文的“Being”是同“什么”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中文的“是”和“什么”是分离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文“是”和西文“Being”的可同义性。因此，。如果我们将西文的“Being”全部都译为中文的“是”，这便规定了我们只能从系词的意义去理解西文的“Being”。显然，这又同这些文章关注存在论或存在论的初衷相悖。这也会完全误读西方哲学。而且，这种译法混淆中文“是”的基本语义。其实，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自陈康先生提出西文的“Being”很难用汉语来表达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一事实，问题在于我们似乎又很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总是想要超出这一限定，总是想用一个确切的中文字来译西文的Being。也许我们本能地更相信中西方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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