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抽 象 社 会

　　  
　　这种“确定性的政治”寻求建设一个以更加理性的方式来管理的国家。用福柯的话说，在新的理性国家中，权力的形象将不再是针对死亡的，充满了随意性的暴虐权力，而是一种小心谨慎、细致入微地管理生命的权力（Foucault 1979：第5部分）。在国家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学说和各种治理术的发展上。  
　　  
　　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无论中世纪的基督教政治神学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共和思想（civic republicanism），政治理论关心的核心问题都是如何建构一个体现正义和善的政府（Pocock 1975，Muller 1993：39ff）。政治理论，作为一种最尊贵的学科，提供的是有关共和的艺术（art of republic），而共和意味着一种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与为公共的善服务的德性结合起来的努力。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学说将社会的整合与政府的正义性以及公共的善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被视为现代政治理论先驱的马基雅维利仍然坚定地捍卫政治学的这一根本特征（Viroli 1992）。但他在《君主论》中的论述还是引发了某种列奥·斯特劳斯所谓“马基雅维利的革命”（Strauss 1989:88）。这种“革命”就体现在《君主论》通过对当时盛行的人文主义观念的批评，第一次试图不再只从一种规范的立场出发思考政治问题，而是从所谓现实的人出发，解决治国术（statecraft）的问题。通过探讨现实的政治生活，从一种政治的修辞学转变为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观，以处理世俗历史中的偶变因素（Pocock 1975）。不过，马基雅维利仍然希望在传统的共和艺术的政治理论中兼容治国艺术的观念，而并不是将政治等同于国家问题，因此，他的思想仍属于公民哲学的共和观念（Viroli 1992：第3章）。但继马基雅维利之后，许多撰写“王公之鉴”的学者开始抛开共和问题来探讨治国术的问题，随着“国家理性”学说占据了整个政治观念的舞台，治理术与国家理性的问题开始逐渐脱离了与带有规范色彩的政治理论的关联，并将“治理”问题从马基雅维利那里的国家和“君主”引申到“元首、皇帝、国王、君主、贵族、长官、教士、法官及类似的人”，而且治理问题也不再局限于战争问题与国家问题，而是囊括了从家庭、儿童到宗教秩序的诸多方面，正是随着治理问题摆脱了共和观念，甚至主权观念的限制，所谓“马基雅维利的革命”才算是彻底完成了（福柯1998）。  
　　  
　　不过，这次“马基雅维利的革命”真象列奥·斯特劳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从此将政治问题变成一种技术问题吗？德国历史学家奥伊斯特莱赫有关新斯多噶派与早期现代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所做的研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述（Oestreich 1982）。 
　　  
　　奥伊斯特莱赫指出，在荷兰等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新斯多噶派的复兴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面对由宗教战争等因素带来的“总危机”，欧洲传统的国家体系以及旧的社会整合方式已经趋于崩溃，重建权威和秩序成了当务之急。在这一过程中，绝对主义国家这种现代国家形式逐渐脱颖而出。但如果说，传统的封建国家体系和法团国家体系借助教会宗教和封建法律完成了社会整合和利益分配，那么在宗教战争带来的社会分裂之后，绝对主义国家却很难再依靠这样的制度化宗教来提供共享规范式的社会整合方式，这一点在荷兰这样新教与天主教共处的国家中尤其明显。而荷兰的“律师/学者”们借助新斯多噶派的复兴运动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奥伊斯特莱赫指出，这种新斯多噶派在荷兰的广泛影响，形塑了一种新的“政治人”的形象。新斯多噶派在强调实力和军队对于增长国家的权力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要求人们的自律，扩大对统治者的义务，对军队、官员乃至整个社会进行教育，从而建立一种适应新的工作、生活，保证人们的服从和义务感的社会纪律。而在这一过程中，来自罗马社会的德行和义务的学说为这种新的国家理性提供了一个基础。在奥伊斯特莱赫看来，如果说“‘国家理性’的现代现象，将更高程度的理性和热情带入了政治生活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新斯多噶派关于理性的力量与人应该积极生活的要求的教诲的产物”（Oestreich 1982：70）。  
　　  
　　韦伯在分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有择亲合关系时，曾从生活秩序（life orders）的问题入手发掘带有伦理色彩的个性塑造的关键意义（Hennis 1988）。针对早期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奥伊斯特莱赫的研究可以说同样提供了一个韦伯式的命题。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并不仅仅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简单扩张，而是与一种新的“政治人”的塑造，一种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荷兰军队的组织和士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这种与新的国家理性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纪律。这种纪律正象深受新教伦理影响的企业家面对的纪律一样，重新安排了人们的生活秩序。用福柯的话来说，一种治理术，实际上是将一种权力技术与一种自我技术联系在一起。没有建立在特定的伦理基础上的自我技术，这种表面上看来是单纯的程序技术的治理术，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2．政治、经济与绅士社会：孟德斯鸠命题  
　　  
　　从绝对主义国家到民族国家，国家治理技术的发展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将传统的所谓“家政”（economy）转变为政治管理的“经济”，并通过“治安”（police）的努力促成了所谓“社会”的兴起（福柯1998）。这一过程展现了现代抽象社会中不同领域采用的程序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  
　　  
　　蒂利指出，在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战争这种所谓“有组织的犯罪”是一个核心环节，而战争的关键则是要在财政方面的资源榨取与军备方面的军队建设之间建立良性的循环，这就意味着要在强制的集中和积累与资本的集中和积累之间最终能够建立某种直接的联系，即通过所谓“资本化强制”（capitalized coercion），成功地实现军事武装与财政机制的内在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列强林立的西欧政治舞台上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Tilly 1992）。那么在蒂利所谓的“资本化强制”过程中涉及了哪些隐含的社会整合过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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